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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前，周春生还没下楼的时候，周明海拉着自己坐在周春生的座位上聊了一会最近的工作情况。
虽然两人坐的很近，但是以周明海的年纪和手脚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塞进一张纸条应该不容易。
到底是谁塞的纸条又是什么目的呢
周冬凛将纸条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走后回了房间。
他准备第二天去沧洲饭店看看情况再说。
......
1939年9月13日 星期三
威海卫路1935年从西摩路延伸至福熙路，图中绿线位置
沧洲饭店得名于沧洲路，但是和现在杨浦区的沧州路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杨浦区的沧州路之前叫新宾路，以辽宁抚顺新宾县得名。
沧洲饭店所在的沧洲路一百多年前就出现在公共租界内，大概位置在静安寺路以南，西摩路以西。
沧洲二字得名于南宋诗人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中写的“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沧洲是隐居地的意思，据说静安寺路上当时就有这样一个隐居地，所以有了沧洲路，和河北沧州没有关系，差了三点水。
沧洲路因为其短而窄小在租界的一次次房产开发中很快就被吞并。
1900年，沧洲路两侧建起19幢二三层住房，取名为沧洲别墅，后又在其周围建了不少以沧洲命名的旅馆、花园及书场。
1911年以前的地图
1911年10月1日，英商上海饭店公司投资建造的沧洲饭店开业，占地8800平方米，有客房102间。
1911年9月28日《大陆报》，沧洲饭店英文名burlington hotel
80年代沧洲饭店拆除。
1990年3月锦江饭店、沧州饭店和新加坡文华酒店在沧洲饭店原址上以三家酒店名字抽字取名建成锦沧文华大酒店。
周冬凛骑着自行车沿哈同路（今铜仁路），福熙路，威海卫路，西摩路、静安寺路转了一圈来到沧洲饭店。
将车停在沧洲饭店后又沿着饭店外墙内侧转了一圈，发现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
它与旁边的沧洲别墅，智仁勇女中以及哈同花园都是一墙之隔。
要是有人做什么坏事从饭店四周都可以轻松进出。
在经过智仁勇女中旁边的慈惠北里南门时，门口有好几人朝他投去并不善意的目光，他抱着不惹事的心态匆匆离开。
后来向别人询问得知里面住的是季云卿和他的几个得意门生，给整件事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周冬凛走进沧洲饭店向前台的工作人员出示工部局的工作证后找对方要了饭店的住客名单。
工作人员很配合。
周冬凛一边查看名单一边回忆纸条上的内容，很快就看到了一个熟人——近卫文隆。
原来这小子住在这里，距离同仁俱乐部倒是不远，走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日本人生事生什么事
他想起华懋饭店日本人策划行刺海军军官的事。
这个近卫文隆的父亲近卫文麿虽然已经下野，但是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不小。
如果近卫文隆在公共租界内出事，日本人就会以此大做文章。
周冬凛又翻了几页住客名单。
沧洲饭店里住的日本人不多，剩下的也只是几个商人，而且和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都没有关联。
如果死的是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日本人是没有理由找事的。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若真有日本人借机生事，近卫文隆作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大。
他将住客名单还给工作人员后骑车去了新闸路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陆战团团部。
沧洲饭店一带有他们的营区，由他们参与防备既合理又合适。
在向佩克团长介绍过收到的情报以及对现场的走访和分析后，佩克叫来了驻守在西摩路的第一营营长，让他负责配合周冬凛对整个沧洲饭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绝不能让日本人得逞。
第一营营长用自己的军用吉普载着周冬凛和他的自行车去了第一营a连的驻地，让a连连长配合周冬凛负责具体的防务，如果人手不够再向他申请。
a连连长叫来四个排长，按照沧洲饭店的四个方向为每个排分配了各自的巡逻路线，同时指派副连长与周冬凛对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调整部署。
为了做好提前预警，所有防务即时生效，到17、18、19号三天提升为最高等级。
在与美军协调完所有事务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周冬凛去报社做完交接骑车去了黄浦滩公园。
此时已过白露，秋风起，虽近夕阳黄昏落但公园里仍有游人驻足。
江边长椅后面的草地上，几对父母带着孩童分散在上面玩耍。
周冬凛用相机对着江岸背着夕阳记录下了草地上欢愉的一幕。
自汪的演说后，盯梢自己的人都撤了。
前一阵因为事多始终抽不出空来，今天得了闲鬼使神差的让他又来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不知道是为了景还是为了人。
周冬凛穿过草地走到江边，一条长椅上坐着一对陌生情侣。
他站着拍了几张江景后坐到另一张长椅上。
半个小时后，旁边长椅上的女孩向男友提议去看电影，那两人手拉手的离开了。
一阵江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周冬凛站起身活动了下身体，眼角余光注意到又一对情侣向隔壁的长椅走来。
本来想离开的周冬凛坐了回去。
情侣手拉手坐到长椅上，女方开了口：
“我和他结婚了。”
周冬凛愣了几秒后道：
“什么时候办婚礼”
“婚书已经签下，我们学校的校长做证婚人，下个星期天请亲戚和朋友吃顿饭，就算办过了。”
民国时期正值乱世，前期和中期始终没有专职负责婚姻登记的政府部门。
所以民间结婚依旧沿用清代婚书形制，只不过婚书的样式更加简洁，现代。
普通百姓一般会邀请有头有脸的人做证婚人，再讲究一些的结婚或者离婚都会采用登报形式。
1934年上海社会局派人调查世界各地婚俗，定下每年筹办四次集体婚礼，每次五十对。
1937年的结婚证书
报纸上的离婚启示
社会局举办的集体婚礼
